人口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被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鼓励生育，到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生育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再到步入新世纪全面放开二孩，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这一点，从不同时代的标语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上世纪50年代，人们信奉“人多力量大”；80年代，“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当下，“一胎少二胎好，小有伴老有靠”……大街小巷的这些时代流行标语令人过目难忘。一句句口号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不断演变和一个个家庭的悲喜沉浮。
是任人口随意增长还是加以控制?在时间的推移中，答案也渐渐清晰
1963年，丁金宏出生于江苏一个农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上面已有4个哥哥姐姐。物资短缺的时代，童年几乎每天都过得紧巴巴的———粮食紧张，全家经常食不裹腹；一年四季，大人小孩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打补丁的。在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的条件下，一个家庭要抚养5个孩子，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那时候，不管城市还是农村，这样的情况却俯拾皆是，见惯不怪。
“一是儒家文化中‘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一定要生儿子，还要多生。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要和家庭功能综合化的需求。在那个年月，市场服务功能差，许多劳动都需要在家庭中进行，不像现在，家庭的很多功能被社会分担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分析道。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国家就进入了人口生育高峰期。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已有6亿多人口。经过一番严密的调查研究后，人口学家马寅初认为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应当节制生育。他发表的《新人口论》指出，“建国4年来中国人口增殖率为2%，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但当时对控制人口增长并未形成共识，《新人口论》一度被严厉批判。丁金宏说，当时，中央已经意识到人口增速飞快可能带来问题，但是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一方面感受到人口众多带来的供养压力，另一方面又相信人多‘热情高、干劲大’。所以，很长时间计划生育靠政府倡导、群众自觉，效果不明显。”
是任人口随意增长还是加以控制?答案是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清晰起来的。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迎来了第二个人口增速高峰期。到文革结束，面对国家经济基础弱、耕地少、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等制约国家发展步伐的严峻现实问题，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意识到，不严格控制人口不行了。社会各界对此也逐渐达成了高度共识，认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是“批错一人多生三亿”。
“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实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事……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去掉没有生育男孩子就不能传宗接代的错误观念。”
……
这是中央发表于1980年的“925”《公开信》，即《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部分内容。国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通过法律、规章予以实施。在丁金宏看来，这封公开信体现了当时中央迫切推行计划生育的决心，也是一件相当有号召力的举动。“其实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人口有效控制，还有人提出更极端的方法，比如实行倡导全国不生孩子的‘无婴年’，幸好没有被采纳。”他回忆。
与此同时，一系列计划生育措施开始推行。1981年，国家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开始推进。
“现在来看，独生子女政策虽然严厉，却也是形势所需。”丁金宏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口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现实，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
“正是当时实施计划生育，才使得今天能够放心地落实全面二孩。”
1982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首次突破10亿。这也是我国第一次较为规范的人口普查。
“以前的普查操作不严谨，数据也基本不公开，这一次不一样，国家很重视，也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数字公布以后，才知道中国人口数量那么大，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的不合理性也暴露出来了。”丁金宏回顾，一时间国家将人口作为重大国情，上上下下都号召研究人口、分析人口，许多大学成立了人口问题研究机构，数量比现在还要多。
那年丁金宏即将大学毕业，在南京大学攻读经济地理学的他特别关注社会问题，于是将目光投向了人口研究。1986年，他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博士，师从著名的胡焕庸教授做人口研究，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类似“今日逃避计划生育外出，明日回家一切财产全无”这样严酷的计生标语，丁金宏在下乡调研中经常看到。
“你跟人家能比呀，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1990年，央视小品《超生游击队》戳中了时代痛点，令亿万观众笑中带泪。黄宏和宋丹丹活生生地演绎了一对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流离漂泊的夫妻。丁金宏感慨，这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真实遭遇———宁愿冒险受罚、东躲西藏，也非要生出个儿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真要生的，有钱的交罚款，没钱的，家里有什么东西就任计生干部拿走。很多计生干部心里明白，但也没办法。”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在政府部门中计划生育部门有着较大的强制力量。丁金宏在不少乡镇一级政府都见过给计生委盖有一栋专门的“国策楼”，用来做宣传和做计划生育手术。但是，他对一些基层计生干部的作法却不敢苟同。
“控制人口是不得已的做法，但不代表要忽视基本的人伦。国家规定胎儿超过四个月，除非生育有风险或孩子有缺陷是不能进行引产的，但某些基层计生委不管不顾，一度强制引产比较多，直到后来国家严厉禁止。”直到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一些计生干部的胡乱作为得到整治。而这部姗姗来迟的法律，由于尺度不好把握，从研究到出台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据统计局2018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亿，人口出生率为12.43‰，进入低增长时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过去三十多年的严格计划生育带来了中国人口总量的有效控制和居民生育意愿的彻底转向，使我国以最快的速度解除了人口爆炸的危险，计划生育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历史贡献不容否定。也正是当时实施计划生育，才使得今天能够放心地落实全面二孩。”在谈到计划生育的历史地位时，丁金宏这样表述。
“中国人口还没有到急转直下的时候”
当话题转至当下的生育政策时，丁金宏感念最多的是，“形势变化太快了。”
当年，响应国家“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号召，丁金宏的女儿于1993年出生后，这一年，丁金宏30岁。之后，夫妻俩没有再要孩子。如果完全遵照内心意愿，这对夫妻最起码想生两个孩子，但和多数人一样，为了配合国家的政策，做了只生一个的选择。
执行多年后，严格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现出了负面效果：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2000年达到老龄化国家标准，目前老龄化指数已经接近11%；还带来了出生性别比升高、失独家庭等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做人口研究的丁金宏的关切范围。
国家层面随后启动了政策对应：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继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后，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
但政策的转向并没完全达到预期。“似乎人们对生育政策放松的响应并没有预估得那么强烈和持久。”此轮生育政策调整后，2016年全国人口的出生数量比2015年增加8%；然而2017年全国出生人数比2016年下降了63万人。
生育选择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家庭“养儿防老”的观念浓厚，愿意多生孩子；而随着现在社保制度全面铺开，生活品质的提高、生活内容的多元、工作节奏的加快、养育成本提高等因素，有些人并不愿多生。拿丁金宏身边的同事来说，全面二孩放开后，生育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想生二孩的不少，且已经陆续在生；有些人是迫于父母压力、或看到周围人都生而跟风；有些人则意愿很明确，不再生。丁金宏生活在老家县城的侄子侄女们，为了弥补上代人的遗憾，都珍惜这个机遇，选择了生两个孩子。
“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不能完全靠生孩子来解决。遇到这种情况的国家很多，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在丁金宏看来，中国的人口还没有到急转直下的时候，到现在还在增加，只不过进入慢增长阶段。“即使会有较长时间地减少，也没那么可怕，中国人口基数还在。如果说因为人口增长缓慢导致经济没法发展，这个逻辑不成立。”他说。
来源|人民政协报 阅读原文
编辑｜卿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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