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提升与生育行为变迁——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

卿石松

摘要：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性别地位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本文利用家庭层面的数据探究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队列变化及其对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梯度婚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增多，且不同教育匹配模式的夫妻间生育差异显著。在同质婚中，教育与生育呈负梯度关系，高学历夫妇的子女数量和二孩生育概率最低。同时，妻子受教育程度高出丈夫越多，二孩生育概率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逐渐减弱。本研究揭示了性别角色、夫妻相对地位和性别分工变革对生育决策机制的影响，为解析生育趋势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年轻队列女性的教育向下婚反超向上婚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长速度迅速超越男性，历史上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的现象正在改变，男女两性的教育差距逐渐缩小。这种趋势预示着总人口或适婚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教育水平的相对变化将在夫妻层面上得到体现，使得夫妻之间的教育差异也出现逆转。与一般意义上两性教育差异的缩小和逆转不同，夫妻间教育差距的缩小或逆转更为直观地揭示了教育匹配模式的深刻变革。图1生动地呈现了不同出生队列教育匹配模式的动态演变。从图a中可以观察到，教育同质婚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几乎所有的出生队列中，教育同质婚的比例都达到或超过了50%。然而，队列变化趋势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首先，教育同质婚表现出先下降再反弹、接着又缓慢下降的曲线特征。特别是上世纪1950年代的出生队列，同质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这回应和支持了早期研究发现同类婚强度下降的结论。而从1965—1969年出生队列开始，女性向上婚和同质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即同质婚出现反弹上升，这与80年代以后结婚队列中所呈现的教育同质性上升趋势相一致。不过，在最年轻的夫妇群体（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同质婚的占比已从1970—1974年出生队列的57.0%小高峰下降至52.6%。

其次，在异质婚中，女性向上婚和向下婚发生了明显的相对变化。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年轻队列女性向下婚超过向上婚几乎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Esteve et al.，2016）。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样本中1990—1994年出生队列女性调查时的年龄在25~30岁之间，仍有部分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尚未婚配。因此，该出生队列的教育婚配模式测算可能存在误差。然而，相较于低学历女性，延迟结婚的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同质婚和向下婚。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低估而非高估了女性向下婚的趋势，其不断上升的态势是可信的。当然，女性在教育维度上的向下婚可能掩盖了其他维度上的向上婚，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有可能与高收入男性缔结婚姻。后续研究可对此展开深入探讨和分析。

图1  教育匹配模式的队列变化

再者，图b揭示了教育同质婚内部的显著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和有效执行，最显著的变化是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都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急剧下降，从最年长出生队列的57.5%锐减至最年轻队列的7.4%。同时，夫妻同为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稳步上升。随后，由于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自1975—1979年出生队列起，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都为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持续增加。

综上所述，女性的教育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也展现出显著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同质婚大幅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则不断增多。同时，传统的梯度婚逐渐弱化，而女性向下婚则变得更加普遍。这些变化趋势和现象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保持一致。值得进一步讨论和重视的是，在教育性别结构和匹配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和生育之间的负向梯度关系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婚姻模式及其变迁如何解释或预测生育水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望验证相关理论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并为优化拓展生育研究以及为宏观生育率变迁提供新的见解。

  （二）不同匹配模式下的生育水平

图2揭示了不同夫妻教育组合模式之间的生育差异及队列变化。从图2a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中，教育与生育之间呈现鲜明的负向梯度关系：随着夫妻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子女数量逐渐减少。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双方均为高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同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夫妻生育水平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两类异质婚纳入比较范畴，高学历夫妻的生育水平依然稳居所有教育匹配模式中的最低位，而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夫妻的生育水平则保持在最高位。

图2  分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子女数量及其队列变化

同时，图2b展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异质婚夫妇中，传统梯度婚和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几乎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女性向下婚夫妻的生育水平都低于梯度婚夫妻。而梯度婚或女性向上婚夫妻的生育水平在总体上与同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相当。不过，从队列变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正在逐渐减弱。特别是在1985—1989年出生队列中，女性向下婚夫妻的生育水平几乎与同质婚和向上婚夫妻持平。

此外，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教育匹配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共同推动了生育转型，即生育率的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同质婚夫妻和异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均呈现类似的下降趋势。女性向下婚夫妻的生育水平也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本研究样本数据显示，教育同质婚匹配模式的生育下降程度尤为显著：平均子女数量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的2.37下降至1990—1994年出生队列的1.56。这一变化既源于几乎所有学历层次的生育水平下降，也与匹配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同质婚模式的急剧减少（参见图1）。正因为几乎所有匹配模式的生育水平都在下降，总样本中每对夫妻的子女数量也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的2.32下降至1990—1994年出生队列的1.55。与此同时，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也从75.1%锐减至44.2%。

综上可见，教育扩张和教育性别差异逆转已经导致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及其组合模式与家庭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使得它们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预测作用。除此之外，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可能随着队列更替而发生变化。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本文的贡献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探究夫妻教育水平如何与其生育结果相互作用，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夫妻或家庭层面的生育理论。如前文所述，夫妻之间的互动是重要的生育决策机制（卿石松，2020）。本文从夫妻视角出发，探究双方的教育特征及其配对组合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其中不仅涉及女性教育与生育关系，也包括男性教育与生育关系，尤其是夫妻教育配对与生育的关系。（2）本文从队列视角揭示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之间的动态关系。近几十年来，教育扩张和生育转型是人口格局变化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不同教育匹配模式的生育行为如何随时间或出生队列而变化尚缺乏系统评估。本文结合队列变化、教育匹配模式与生育趋势分析来弥补这一遗憾，并为理解教育扩张过程中的生育转型提供新的见解。（3）本文还将对婚姻匹配模式变迁的相关研究形成补充。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变迁进行了较多研究，但不同时期或不同指标方法的文献结论不太一致。本文不仅利用最新数据重新检验和验证先前研究所发现的趋势，还通过详细队列视角的分析扩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到一些以往研究没有关注到的新发现，即在女性教育扩张和性别差异逆转背景下，传统的梯度婚或女性向上婚占比下降，而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比例不断增加。这些发现为后续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Female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and Changes in Fertility Behavior: A Study Based on the Couple Matching Perspective

Qing Shisong

The rise in womens education and shifts in gender roles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This paper uses household level data to explore cohort changes in couples educational matching patterns and their impact on fertility. It finds a decrease in traditional gradient marriages and an increase in highly educated homogeneous marriages and female downward marriages, as well 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across pai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matching patterns. Among homogeneous marriages, there was a negative grad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with highly educated couples having the lowest number of children and probability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e educated a wife is above her husband,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However, the fertility disadvantages of highly educated homogeneous marriages and womens downward marriages weakened over time. The study reveal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gender roles, the relative status of couples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mechanism of fertility decision making,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arsing fertility trends and policy formulation.

文献来源：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全文下载地址：女性教育提升与生育行为变迁——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社会学研究 (ajcass.org)